When Innovation Becomes National Security: John Crowley, BIO 2026, and the China Question

The 2026 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marked a turning point: for the first time, biotechnology was framed squarely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security. This episode breaks down BIO CEO John Crowley's argument for why US innovation must confront Chinese competition head-on — from the "offensive" playbook of FDA modernization and tax incentives, to the "defensive" one of the BIOSECURE Act and outbound-investment controls. It also examines why Crowley, who could have played the easy anti-China card, instead points to America's own "man-made problems," and why he sees AI widening the divide between large and small players. A bilingual, two-sided look at a story being told very differently on each side of the Pacific.

Watch the full video [Narrated by me in Mandarin]: https://youtu.be/L3GI9aSVjzk

Below is a full blog of my script article for the video [in traditional Chinese].

BIO2026

美國 Biotech 為什麼開始擔心中國？BIO 2026 大會揭露兩套劇本 | BIO CEO 在主舞台上公開表示：「China frankly is eating our lunch.」

视频链接: https://youtu.be/L3GI9aSVjzk

2026 年 6 月 22 到 25 號，聖地亞哥。全球規模最大的生物技術盛會——BIO 國際大會的主舞臺上，主辦方的首席執行官，面對臺下將近兩萬名行業領袖，說了這樣一句話：「中國，說白了，正在搶我們的飯碗。」

原話是英文，"China frankly is eating our lunch"。他接著說了下半句，更扎心：「我們正在把這麼多自己的創新者、自己的公司，逼到中國去。」

說這話的人，叫 John Crowley。二十多年前，他還是製藥巨頭百時美施貴寶（Bristol Myers Squibb）的一名商業戰略主管——一個手握法學博士和哈佛 MBA、前途一片光明的職業經理人，直到他的兩個年幼的孩子，被診斷出一種當時無藥可治的致命罕見病。為了給孩子找一條活路，他辭掉了大公司的工作，跟人合夥創辦了一家小小的生物科技公司。而就在幾個月前，他後來一手養大的另一家公司，被以 48 億美元收購。

這樣一個人，一個因為創新而救回了自己孩子性命的父親，為什麼會站在行業最盛大的舞臺上，敲響一記對中國的警鐘？他到底在擔心什麼？他說得對嗎？

這就是這篇文章想聊的。說到底，它講的是那個曾經遙遙領先的美國 Biotech 行業，開始認真地回頭看身後的追兵。

一、BIO 大會是什麼，以及今年為什麼不一樣

先花一分鐘，看看這個 BIO 大會是什麼。

BIO 國際大會，英文全稱 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，是全球生物技術領域規模最大、最全面的行業盛會，由美國生物技術創新組織（Biotechnology Innovation Organization，也就是 BIO）主辦。2026 年這一屆，6 月 22 到 25 號在聖地亞哥會展中心舉行，吸引了大約兩萬名來自全球的行業領袖：大藥企的高管、初創公司的創始人、學界、投資人、還有政府監管機構，幾乎涵蓋了這個產業的整個生態。

打個比方，BIO 之於生物醫藥，差不多就相當於 CES 之於消費電子，或者達沃斯論壇之於全球政商圈。它招牌的是 BIO Partnering 一對一對接平臺——上萬家公司精準配對、幾天裡開成百上千場閉門會面，功能是談交易、搭關係，埋下合作、授權乃至未來併購的種子。

而 2026 這一屆，還有一層特殊的意義：今年恰好是美國生物技術產業誕生 50 週年。1976 年，一位 29 歲的年輕風險投資人——羅伯特·斯旺森（Robert Swanson），給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一位生物化學家赫伯特·博耶（Herbert Boyer）打了個電話。斯旺森本來只約到了十分鐘，結果兩個人聊了整整三個小時，從實驗室聊到了酒吧。這場談話結束時，世界上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 Genentech，就這麼誕生了，從此開啟了美國的 Biotech 行業。所以今年大會的基調，本該是溫情的回望與慶祝。

但是，今年的空氣裡，有一種不太一樣的味道。

從大會的議程設定上就能聞出來。開幕第一天上午，有一場長達三個半小時的主論壇，主題不是什麼新藥突破，也不是什麼投資風口，而是——「攜手美國政府支持生物防禦，從探察到應對」。

注意「生物防禦」這四個字，英文是 Biodefense。也就是說，今年這場大會，從一開場，就把生物技術這件事，從一個「商業競爭」的話題，直接拔高到了「國家安全」和「國防」的層面。

換句話說，討論的已經不再是「誰家的藥賣得更好」，而是「誰，掌握著這個國家的生物防禦能力」。

那麼，在這個被國家安全籠罩的語境下，今年大會最受關注、被反覆提及的那個核心議題，自然也就浮出了水面——來自中國的競爭。

二、Crowley 到底在擔心什麼——不是「競爭」，而是「依賴」

我們得先把一件事說清楚：John Crowley 對中國的態度，遠比一句「搶飯碗」要複雜，也更值得玩味。

他不是一味地貶低。恰恰相反，他對中國是帶著相當程度的尊重，甚至是讚賞的。他公開說，中國「提供了非常出色的科學，非常出色的服務」。他也明確指出，中國的崛起不是什麼陰謀，而是一個執行得非常成功的國家戰略——中國透過一個又一個的五年規劃，清清楚楚地宣示：要成為全球生物技術的領導者。

而且，數據是站在他這一邊的。

Crowley 此前在美國國會作證時，引用過一組數字，我覺得每一個關心這個行業的人都該記住。第一個數字關於臨床試驗：截至 2025 年初，中國在全球臨床試驗啟動量中的佔比，已經逼近美國——兩邊幾乎咬到了一起。而更能說明問題的，是創新藥管線的佔比：根據麥肯錫的數據，2015 年，中國在全球創新藥研發管線裡只佔大約 4%；而到了 2025 年，這個數字飆升到了大約 30%。

從 4% 到 30%，十年時間。這不是追趕，這是衝刺。

那麼，既然中國的科學和服務都這麼好，問題到底出在哪？

這就是 Crowley 整套論點裡，我認為最精妙、也最該被講清楚的地方。他用了一個詞，英文叫 "inescapable dependencies"，直譯過來是「難以擺脫的依賴」。

他的邏輯是這樣的：當美國的藥企，為了省錢、為了快，越來越多地把臨床試驗、把供應鏈、把研發外包給中國的時候，危險就不再是「商業」層面的了，而是「戰略」層面的。他說了一句很重的話：「一旦它們成為主導者，它們就會決定，誰能拿到哪些藥物和技術。」

你品一下這句話。它的潛臺詞是：今天你依賴對方是因為便宜；但當這種依賴深到無法逆轉的那一天，定價權、話語權、甚至斷供的權力，就都不在你手裡了。

也就是說，Crowley 真正害怕的，從來不是「競爭」本身。競爭是健康的。他害怕的，是競爭最終演變成一種單向的、無法回頭的依賴。這件事的意義，已經不只是哪家公司多賺點少賺點，而是一個國家在一個戰略產業上的自主權，會不會被一點一點地、在不知不覺中，交了出去。

三、兩套劇本——Crowley 自己，站在哪一邊？

那麼，面對這個局面，該怎麼辦？

大會上，Crowley 透露了一個細節：BIO 的董事會已經把應對的政策，清晰地分成了兩個方向。我可以把它們叫做兩套劇本。

第一套劇本，是「進攻型」的，核心是：把自己變強。

具體措施包括：推動 FDA 監管體系的現代化、強化智慧財產權保護、出臺稅收激勵。而且這不是空談——就在大會開幕的同一天，美國政府透過衛生與公眾服務部，發布了一項跨部門的協同行動計劃，把其中一部分訴求直接落了地：比如依託 FDA 的試點項目加速臨床試驗啟動，藉助 NIH 來減輕行政流程的負擔，掃除那些阻礙新藥往前推進的壁壘。

說白了，第一套劇本，是「低頭修自己的跑道」。

第二套劇本，是「防禦型」的，核心是：限制對手。

這裡又分兩條線。一條，是大家已經比較熟悉的《生物安全保障法案》，也就是 BIOSECURE Act——它限制聯邦政府的錢，去採購某些被列為「受關注」的中國生物技術企業的設備和服務。而就在這次 BIO 大會開幕前僅僅兩週，2026 年 6 月 8 號，美國國防部更新了一份名單——所謂的「1260H 名單」——把藥明康德，連同阿里巴巴、百度、比亞迪等幾十家公司，一起列了進去。注意，這份軍工名單和剛才那部《生物安全保障法案》是兩回事，但它們正在疊加咬合：被列入軍工名單，恰恰是法案認定一家公司「受關注」的依據之一。藥明康德的反應極快：被列名僅僅三天後，也就是 6 月 11 號，它就一紙訴狀把美國國防部告上了聯邦法院，要求撤銷這個「軍工企業」的認定。你可以想象，這件剛剛發生、熱氣騰騰、還在打官司的事，在十來天后的 BIO 大會現場，自然成了全場繞不開的焦點。

另一條線更深，也更少被報道：Crowley 證實，BIO 已經和美國財政部坐下來談過了。這背後是一部新法，叫 COINS Act——《全面對外投資國家安全法》，在 2025 年底作為《國防授權法》的一部分正式立法。目前這部法明確管的是半導體、量子計算、人工智慧這些行業，生物技術，其實還沒被正式納入。但一批國會議員正在拼命施壓，想把生物技術也塞進這個管控清單裡，甚至專門提了新法案來強推；財政部呢，確實在「評估選項」，但還沒有正式啟動把生物技術納入的程序，所以也沒有任何一筆投資因此被攔下。而最終的實施細則，要等到 2027 年才落地。

換句話說，這把刀還沒有真正落下來——但它已經被高高舉起，懸在了整個行業的頭頂。也就是說，管的可能不只是「你不能買中國的服務」，未來還可能是「你的錢不能投到中國的生物科技公司裡去」。而行業現在最大的焦慮，恰恰就是這種「懸而未決」：你不知道規則什麼時候、以什麼形式落地，但你知道，它正在逼近。

好，現在兩套劇本都擺在桌上了。這裡就出現了今天這個故事裡，我覺得最有意思的一個反轉。

作為 BIO 的掌門人，Crowley 本人的態度，明顯偏向第一套，而對第二套充滿了警惕。

他對那些禁令和管控，是有疑慮的。他原話是這麼說的：「我確實擔憂各類禁令會產生難以預判的副作用，也質疑它們的實際成效。」他甚至說，他擔心這類政策會讓整個行業「偏離核心議題」。

那核心議題是什麼？他自己反問出來了：「我們該如何提升自身競爭力、實現優勢反超？該如何改革我們自己的產業體系，讓它更有競爭力？」

他反覆強調一個詞，叫「人為製造的壁壘」——man-made problems。他的意思是：科研上的難題，是客觀存在的，沒辦法；但是繁瑣的監管、研發資金的缺口、新藥上市的滯後、老百姓不斷上漲的自付醫療成本——這些拖慢美國的東西，全都是我們自己造出來的，也全都是我們自己能解決的。

他說：「我們不可能僅憑一場大會，就攻克所有難題。但是，如果我們能和政策制定者坐到一起，只要有意願，很多這種『人為製造的問題』，其實可以很快解決。」

說到底，在一個本來可以靠著「反華」這張牌，輕輕鬆鬆就收割滿堂掌聲的場合，Crowley 反而把矛頭的大部分，指回了美國自己。這種剋制，本身就很說明問題。

四、那個被很多人忽略的細節——AI，是工具還是絞肉機？

除了談論中國戰略，Crowley 在大會上也談了他對目前熱議的「AI + 生物技術」戰略的觀點，而且他的觀點非常反直覺，也值得說說。

在大多數人的想象裡，AI 進入藥物研發，是一件純粹的好事——更快、更便宜、更聰明。但 Crowley 則認為，AI 正在拉大這個行業裡的貧富差距。

這話怎麼講？他說，現在行業討論的焦點，已經不是「AI 能不能顛覆生物技術」了，這個問題答案早就有了。真正的焦點是：如何讓大、中、小各種規模的公司，都能平等地用上 AI。

為什麼這是個問題？他點破了行業裡一個殘酷的資源差距。他說，那些頭部的大藥企，有充足的資金、有專門的團隊去佈局 AI，光是配套的研發人員就能多達幾百人；而中小型的初創公司，根本不具備同等的資源條件。

然後他說了一句我覺得很有分量的話。大意是：一箇中小型的生物科技創業者，可能已經耗費了好幾年的資金，好不容易把一個項目推進到了三期臨床——結果，半路上殺出 AI 這樣一種顛覆性的新技術。

所以你看，AI 在這裡，扮演的就不只是一個「工具」的角色了。它很可能成為又一股力量，讓本來就有錢、有人、有數據的大公司跑得更快，而把那些資源有限的小團隊，甩得更遠，甚至直接淘汰掉。這，就是 Crowley 說的「貧富差距」真正的意思。

也就是說，如果不加干預，AI 這場革命的果實，可能會高度集中在少數巨頭手裡。而 Crowley 認為，BIO 這樣的行業組織，必須主動站出來牽頭，推動 AI 公平地融入研發、臨床和監管的每一個環節，別讓它變成一臺只服務於巨頭的絞肉機。

這個視角，我覺得比單純歡呼「AI 萬歲」要清醒得多，也誠實得多。

彩蛋：那個 48 億美元的父親

講到這裡，你大概會好奇：這個在臺上談論國家競爭、談論監管改革、談論行業公平的人，到底是誰？他憑什麼有資格站在那裡？

簡單說，二十多年前，Crowley 還是製藥巨頭裡一個前途光明的高管，直到他的兩個孩子被診斷出一種當時無藥可治的致命罕見病。為了救孩子，他辭職下海創業——而幾個月前，他後來創辦的公司剛以 48 億美元被收購。所以他說那句「創新救了我孩子的命」，不是修辭，是字面意義上的事實。

這個故事太精彩，我沒法在這兒三言兩語講完。我之前專門做過一整期視頻——《當系統不再給出清晰答案時：一位父親的選擇，最終如何被 48 億美元定價》——裡面完整講了他的故事，還順帶聊了哈里森·福特根據他的經歷主演的那部電影。強烈推薦你去看。

我之所以要在這兒提他，是因為他的這段經歷，正是理解他今天所有言論的鑰匙：一個曾經被系統告知「沒有答案」的父親，自己跑去創造了答案；如今他站在了這個系統的中心，他最害怕的，就是這個曾經創造過奇蹟的系統，有一天會因為自己的遲鈍和內耗，而再也給不出答案。

收尾：同一組事實，兩個故事

最後，我想跳出這場大會本身，站在中美兩個角度看看，也是很有意思的。

我們今天聊的這些，資訊源頭，既有美國本土的行業報道，也有中國媒體的轉述。而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在這裡：同樣一組事實，在太平洋的兩岸，被講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。

在美國這邊，這是一個「狼來了、我們必須守住領先」的警示故事；而在中國那邊，同樣這組數字——從 4% 到 30% 的管線佔比、逼近美國的臨床試驗份額——很可能被讀成一個「我們已經追到讓對手開始緊張」的勵志故事。

而 Crowley 本人，我覺得他最難得的地方，恰恰是他沒有完全掉進任何一個敘事裡。他承認對手的強大，他警惕真實的風險，但他把改變的責任，主要扛回了自己肩上——「先把我們自己人為製造的問題解決掉。」

至於中國到底是不是真的在「搶飯碗」、美國又該用進攻還是防禦來應對——這道題，可能連 BIO 的 CEO 自己，到今天也還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。

但或許，提出正確的問題，本身就已經是答案的一部分了。